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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讀本: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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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郭鴻標序

前  言

 

第一部分  香港福音派教會社會政治關懷的探索

1  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

一、  引言

二、  本文「福音派」與「社會參與」的定義

三、  五六十年代福音派社會參與的情況及範圍

四、  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氣氛的形成

五、  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個案

六、  結語

 

2  身分意識與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

一、引言

二、身分意識的形塑、捍衛與更新

三、學運、社會參與及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福音派基督徒之身分塑造

四、從身分政治分析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的身分建構

五、身分認同與缺乏動員能力的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

六、總結

 

3  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會社會參與──《信念書》的分析

一、引言

二、與《信念書》產生有關的七八十年代香港教會因素

三、從產生的過程與組織上的影響看《信念書》的特性與貢獻

四、從思想內容看《信念書》思想的特點及限制

五、《信念書》對香港教會內部情況的反省

六、總結

七、附錄:《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

 

4       從身分意識與社會政治處境檢討香港教會社會政治參與

一、基督徒的自我身分界定

二、政治及社會處境

 

第二部分  教會在社會及政治參與的神學和歷史反思

1  公民社會與教會的復和及醫治功能

一、引言

二、定義概念

三、公民社會與教會的關係

四、「複雜而精巧」的策略、教會的醫治功能、復和神學與教會參與公民社會

五、總結

 

2  衛斯理約翰的福音運動與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互動——兼論其對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折射

一、  十八世紀的英國

二、  衛斯理約翰早年生平

三、  衛斯理約翰及循道會的社會工作及其影響

四、  衛斯理約翰的政治言論

五、  從衛斯理約翰看當代中國政教關係

 

3  如何用宗教寬容精神締造社會和諧──基督新教的角度

一、  宗教改革與寬容精神

二、  紛亂社會中的曲折學習

三、  當代基督徒的經驗

四、  結語

 

4  教會領袖如何在撕裂的社會裡踐行復和——杜圖主教的啟迪

 

5  我們應當悔改:歷史的耶穌與今天的社會參與

 

跋:盼望不至於羞恥

序 言

郭鴻標序

  郭偉聯博士的《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是一本應時之作,這本書分歷史與神學反省兩部分。歷史部分是一個歷史掃描,從七十年代香港華人福音派教會社會參與起,到現在社會政治環境急變的年代,並且運用「身分意識」概念來進行分析。神學反省部分從基督教歷史的資源尋找回應的參考,例如衛斯理約翰的福音運動、杜圖主教的啟迪。此外,從「公民社會」、「歷史耶穌」等神學概念反省教會的政治參與課題。

  歷史部分的〈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一章疏理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為社會參與尋找合理化的神學原因,將社會關懷放置於傳福音的框架底下。〈身分意識與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一章點出香港福音派教會的社會參與,其主要特質乃是「回應的」、「傳福音的」及「護教的」。因此,基督徒關心社會是問題主導(problem oriented)而不是願景主導(vision oriented)。〈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會社會參與──《信念書》的分析〉一章描繪1974年「洛桑會議」後香港福音派教會在理念上更加肯定社會關懷的位置。1984年的《信念書》更是香港福音派教會在回應香港前途問題上的里程碑。〈從身分意識與社會政治處境檢討香港教會社會政治參與〉一章提出香港基督徒應該深入研究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結構與問題,提出對香港社會的願景,並向大眾分享,影響政府的政策。

  神學反省部分〈公民社會與教會的復和及醫治功能〉一章指出教會內的認罪與寬恕可以使社會群體強調復和(reconciliation)精神,最後締造出一套社會和平(peace)及和諧(harmony)的理想。教會作為公民社會一分子,發揮醫治與復和的作用。〈衛斯理約翰的福音運動與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互動——兼論其對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折射〉一章指出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在工業革命的時候,社會在政治及經濟上動蕩不安,衛斯理約翰利用在社會建制已提供的空間來實現其宗教理想,以致為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提供一個溫和的解決方案。〈如何用宗教寬容精神締做社會和諧───基督新教的角度〉一章強調寬容是尊重他人的權利,追求一種自由、平等、共融的生活。〈教會領袖如何在撕裂的社會裡踐行復和──杜圖主教的啟迪〉一章引用在南非推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杜圖宣講希望的信息,努力促進不同種族間的復和,成為政府暴力統治與黑人暴力反抗的中間路線。〈我們應當悔改:歷史的耶穌與今天的社會參與〉一章提醒人「上帝國」是在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的張力之下,學習過悔改的生活。

  筆者欣賞這本書學術成分高,針對時代問題,為香港教會尋問前路。筆者與郭偉聯博士同工多年,非常欣賞他委身基督信仰、神學研究的赤子之心。偉聯博士一直關注政教關係課題,並且從不同角度切入問題,例如從英國及南非基督教歷史看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變遷,從社會學角度看「身分政治」,從香港基督教歷史角度重塑香港福音派教會關懷社會的足跡。偉聯博士才華出眾,博士論文關於系統神學,在建道神學院時候教學範疇是基督教歷史,同時負責推動中國文化研究,開展中國基督教歷史、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現在,偉聯博士在浸會大學任教,主要與基督教價值研究有關。雖然大學與神學院教育理念不同,但是偉聯博士在教會有積極的參與,與筆者經常合作探討社會倫理課題。筆者認為這本書能為福音派教會關懷社會、經濟、政治的課題提出合理的解釋,值得推薦。

郭鴻標

建道神學院張慕皚教席神學教授

神學研究部主任、神學系主任、研究課程主任

2014年5月29日

前 言

    本書的文章乃過去十多年來,我在不同時點的研究及反省成果。各篇主要的題旨,是從歷史回顧香港教會1 的社會參與軌跡,並應用神學資源,探討教會社會參與往後應注意的地方。我期望它們可以為教會在日漸政治化的環境下,整理出一些進行社會參與的神學原則。

    在2013年以後,香港教會的社會參與變成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政制爭議升溫,有牧者和信徒參與推動公民抗命運動,也有牧者反對教會「介入」政治,或是認為民主選舉「不是萬靈丹」,更多的人則默不作聲,噤若寒蟬。同一時間,卻有不少教牧及信徒又在推動有關性傾向問題的社會運動,希望阻止政府訂立反性傾向歧視法,及反對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按他們宣稱的性別結婚。教會內部對性傾向問題雖然也有不同意見,但相比起政制的爭拗,有更多的堂會及宗派願意集體動員,表達意見,甚至發起遊行集會。可是,這種在性道德議題十分積極,政制議題左右迴避的態勢,也令不少基督徒困惑,為何教會對公共議題有如此南轅北轍的分別?教會領袖通常作出的回答是:性議題涉及道德和聖經教訓,政制則不是絕對的聖經教導,因此教會不宜表態。但我們若細心思考,以上的公共議題都涉及政治和道德兩個層面:性傾向議題的道德向度明顯,教會無疑是利用了社會動員及政治程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並影響政策的制訂。關心政制議題的人,則不會認為他們只是為了政治利益而爭論,而是相信政制乃關於社會公正及公平等倫理價值的問題。因此,純粹以道德與政治劃分並不能站得住腳。

    但教會為何會出現這種站不住腳的解說?筆者在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身分意識與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會參與〉及〈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會社會參與──《信念書》的分析〉,便嘗試從香港福音派教會在七八十年代開始大力推動社會參與的歷史,指出這些想法的由來。

    這三篇文章嘗試分析香港福音派教會的社會參與,其主要特質乃是「回應的」、「傳福音的」及「護教的」。七十年代的關社回應左派學生運動,八十年代則回應香港前途談判。「回應」性質令香港教會在很多的社關議題上,都是問題主導(problem oriented)而不是願景主導(vision oriented)。如此,在問題消失後,它便會失去行動的動力。它更可能打從運動的開始,沒有一個清晰的、長遠的社關議程。筆者認為,存在這種「回應」性困局,則是因著「護教的」和「傳福音的」兩個原因。第一,教會要「回應」社關,是因為教會或是從外部受到挑戰(如左派學生),或是內部遭受壓力(如前途問題帶來的內部不穩)。「護教」的關懷令教會的社會參與注重如何利用神學及牧養資源,回應信徒的需要。諷刺的是,這回應不一定是對那社會議題直接的處理,甚至可能是模稜兩可的回答(如七十年代說及「中國認同」時,將它化為「文化中國」)。只是,它卻又好像為信徒提供了一點資源,支撐著他們繼續面對挑戰(哪怕它的前進並沒有具體的方向),更成了一代人擁抱的信念。

    第二,香港福音派教會在七八十年代的社會參與,因著西方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福音神學爭論,令當時推動社關的人士,首先要面對基要派保守思想的挑戰。他們其中一個回應策略,便是將社關理解成「福音預工」、「對傳福音有益」。如此,社會參與是教會的「見證」,其目的是向人傳福音。福音效果因此成了社關的核心,社會參與如何能帶來傳福音信主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但社會參與的運作技巧及社會果效,反而變成次要的課題。

    因著是「護教的」及「傳福音的」,這樣的社會參與,在一般情況下並不會溢出政治力量容許的範圍(無論是對港英政府及中國政府)。它抱持的,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教會的「抵抗」,是與它「護教」的急迫性成正比的,卻不一定與巿民大眾的關心成正比。這也說明,為何在有一些事情上,教會比社會大眾走得更前,但到另一些事,它卻比大眾保守。

    雖然七八十年代的社會參與風氣實在改造了香港教會的生態,但「回應的」、「傳福音的」及「護教的」社會參與的種種問題,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其實已逐步浮現。筆者在〈從身分意識與社會政治處境檢討香港教會社會政治參與〉一文,便指出它帶來「造作」及「空談口號」的壞處。筆者在那裡提出,建立恆常的組織,從事政策研究工作,也要與前線實踐組織配合,方能突破這困境。筆者認為,大學的宗教系及神學院應承擔起這重要的責任。

    第二部分的五篇文章,是筆者就香港教會這種社會參與情況,提出自己一些初步的神學思考。〈公民社會與教會的復和及醫治功能〉一文,探討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環境中,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雖然是一種很好操作的政治論述,但我相信只會帶來更深的撕裂。我提出教會應從建設社會及復和的角度,看自己在公共議題的參與。我認為這對教會處理性傾向,以及中港矛盾問題,也會是一個可考慮的參與方向。〈衛斯理約翰的福音運動與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互動——兼論其對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折射〉一文,它的前半部檢視英國十八世紀循道運動的社會參與特性。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的福音運動所提倡的種種社會改良手段,雖然不無傳福音的意味,但他正視社會的需要,提出具體措置,以至將社會關懷看為成聖生活的實踐,而不是引人入教的手段,對我們今天都可有啟發的作用。該文後半部分談及循道運動對中國政府如何容納家庭教會,使之成為社會正面力量的意義。我指出教會的確最關心「自身」的問題,政府寬容對待教會,能令它成為有利中國民間社會發展的分子。

    這種「良性」互動的說法,令我警惕自己會否陷入「政教合作」的危險中。香港教會的確有擁護建制的傾向,但回歸後,香港教會不單是面對特區政府,更是要面對不信任宗教、對政權惴惴不安的中央政府。再加上社會在這幾年間也逐漸陷入對立的局面當中,教會不論是站在「建制」還是「反建制」的位置,它的社會參與也必須面對這樣左右為難的局面。因此我在〈如何用宗教寬容精神締做社會和諧──基督新教的角度〉,及〈教會領袖如何在撕裂的社會裡踐行復和──杜圖主教的啟迪〉兩文中提出,政權應踐行寬容,而教會也應放下自身的權利,成為服侍的群體,在對立的處境下,即或不能提出徹底解決社會困難的辦法,也要勇敢指出社會困局的所在,要求各方正視問題。

    鼓吹寬容及復和,當然不代表我們得出了解決社會問題的具體辦法。正如我一開始時便指出,具體的社會政策是要我們對自身生活有所願景、有所研究、商討、規劃、嘗試才能得出的。因此,我相信本書只是第一步,提出對教會社會參與一些長期存在的心態的調整。最後,〈我們應當悔改:歷史的耶穌與今天的社會參與〉及〈跋:盼望不至於羞恥〉兩篇文章,是我對如何實踐這種寬容和復和的社會參與的反省,它們都在指出信徒在社會參與過程中可落實的靈命塑造。我相信任何制度若沒有良好質素的公民來維持它,即或該制度如何精密,最後也必定會是崩潰的。

    筆者得承認,本書的各篇文章本來是一個個獨立的課題研究下的產物,筆者在寫作時並沒有一套嚴謹思想系統將之統攝,但現在回看,它們也能表達我思考的歷程,反映出我的神學反省。當然,我也知道,我若再有談論教會社會參與的研究,便須離開「心態」或「觀念」的研討,切切實實地進入具體的社會課題,仔細研究,提出基督徒的願景及實踐方略。

    最後,想說數句感謝的話語。本書能夠出版,有賴王礽福社長的推薦和宣道出版社編委會的支持。謝謝編輯鄭麗霞姊妹的細心跟進,並忍耐我這個「視死線如無物」的作者。謝謝建道神學院神學系主任郭鴻標牧師為本書賜序。謝謝家人忍耐我常常忙於工作,疏於照顧他們。謝謝天父上帝,去年九月是筆者入讀神學的二十周年,感謝祂一直教導自己,給我恩典。謹將本書獻給女兒心然,盼望她長大以後,能於社會上為主耶穌基督作鹽與作光。

郭偉聯

內文選讀

二、政治及社會處境

除身分意識的向度外,我們亦可從政治及社會處境的向度對香港教會的社會政治參與作出一些檢討。筆者得指出,過去三十年間,香港教會涉及集體動員、請願、表態或抗爭的社會政治參與,例如,反對九巴加價、反對旺角設立紅燈區、《信念書》「運動」、大亞灣核電廠抗爭、八八直選的民主集會與簽名運動、六四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國慶日崇拜論爭及反賭波合法化,它們都可說是「回應性行動」甚或是「危機處理」。無疑,這些行動都有特定的抗爭目標,但其實它們的目標只是對政府、大陸或財團所設定的議題及場景的回應,而不是教會主動地將自身已有的具體社會發展願景展示出來。亦因為是回應性行動,我們都會發現這些行動通常在危機或熱潮過後便銷聲匿跡,其涉及的深層社會政治問題更會被束之高閣。舉例來說,基督徒在討論八八直選時,曾熱烈地支持普選,但當不能實施普選的定局出現後,如何能疏解奉行共產主義、主張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政府反對普選的立場,卻沒有太多人繼續關心、跟進與研究。結果在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又回歸到同一起點,面對著十多年前已出現但從未解決的問題。[1]

政治及社會處境向度除了揭示香港教會社關的回應性思維外,也可以顯示出鼓吹香港教會社會參與者「眼高手低」的窘態。我們先前提及,評議教會社關不足的人士常常要求教會多就社會政治事件發聲。但江丕盛在數年前便指出:「香港教會現時確實無力回應激變社會中的繁複問題。」他認為,「不少問題(如金融風暴或憲政爭拗)背後的專業性、高技術性概念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夠了解的。另一些問題(如港人在內地的子女)所涉及的資料或數字也非輕易就可以掌握的。」因此他呼籲,「有實效與負責任的教會參與不應該只是個體式、短期性及游擊式作業。」[2] 但事實是:香港教會的社關活動很少注意長期研究及政策智囊的工作。我們的業餘性很強,專業卻不足,但關注的興趣與議題卻又很廣泛。試問這樣的情況,如何可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社會政治議題呢?

    從我們先前簡單的探討可見,教會在近三十年間對社會政治參與的確有著不少的發展,但其中某些部分,卻存在著組織、動員及路向問題。筆者認為,現今有志於全面推進香港教會社會政治參與的基督徒,應突破空洞的鼓吹「教會」社關的框框,建立恆常的組織,深入研究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結構與問題。他們的研究應以提出政策與社會願景為目的,當他們擁有這些政策概念及目標時,他們或可以組黨,或以民間團體的身分來向信徒群體介紹他們的理念,游說並動員他們作出支持。筆者相信,惟有這樣的做法,才可以突破我們先前討論遇見的困難。或許,我們會發現這模式是極具野心及規模龐大。那麼,我們便得承認,我們現階段的社關工作,或許只能集中在一個政策或細小的範圍深耕。如此,我們會察覺到,現存的一些機構,好像突破、基督徒學會及明光社,其實已很努力地在它們的小天地內從事社關建設。雖然它們或許也存在著以上討論所指出的一些缺點,但它們長期的努力及委身,卻是值得我們欣賞及學習的。「七.一」遊行之後,新一輪的社關呼聲再次湧現,但如何突破過往乘時而起、隨時而沒的循環,落實社會政治參與的理想,才是今日我們須努力的方向。因此,「七.一」在此層面上,其意義只是又一個臨到我們中間的歷史契機,其重要性端在推動教會社會政治參與者如何掌握。(節錄自頁26-.30)

 

作者簡介

郭偉聯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哲學博士、香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及神學碩士。曾任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 我想,除楊牧谷的「復和神學」之外,香港教會其實並未嘗試嚴肅地處理大陸共產政權所帶來的挑戰與神學問題。

[2] 江丕盛:〈激變社會中的香港教會〉,《思》第62期(1999年7月),頁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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