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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讀本 : 同性與變性──評價同性戀運動和變性人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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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  言

1  前言:求同存異

2  同性戀的成因與改變

3  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及其後果

4  同性性行為與道德判斷

5  同性戀運動──霸權?平衡人權?(兼論ICS事件)

6  同性「婚姻」對社會的衝擊

7  以孩子的福利為優先──反思同性撫養(關啟文、康文生合撰)

8  同運論述的常見謬誤──以周一嶽為例(關啟文、康文生合撰)

9  變性現象的反思

10  變性人婚姻──由終審庭裁決到政府修例的爭議

11  LGBT運動、教會與現代社會

12  結語

附錄1:網上資源

附錄2:初探變性人婚姻──教會實務問答(明光社)

附錄3: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香港同運如何打壓自願尋求輔導的同性戀者(訪問康貴華醫生)

附錄4:《真愛同行牧養約章》

 

序言

    我在過往十多年一直關注世界性和香港的同性戀議題,因為同性戀社會運動(以下簡稱「同運」)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從西方興起,在半個世紀內已席捲全球,也已傳到來亞洲。[1] 因為同運順應著世界大潮流的意識形態,所以其影響力與日俱增,而且同運所用的語言(如「平權」、「弱勢群體」)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傳媒(和一般市民)往往對這套語言照單全收,而沒有批判性地檢視同運背後的意識形態(如同性戀是先天的)。其實在西方很多人已不單關注同性戀的議題,也積極爭取對跨性別人士(如易服癖者、變性人)的保障,所以同運和跨性別運動已結合成為LGBT運動,[2] 這趨勢在香港只是這幾年才變得明顯,例如他們現在不只爭取訂立「性傾向歧視法」(SODO),而是「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法」(SOGIDO)。當然,這是因著2013年香港終審庭對變性人婚姻裁決的刺激(參本書第九至十章)。

    踏入二十一世紀,同運和跨性別運動愈來愈為人所知,特別是近年愈來愈多香港公眾人物站出來支持同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出櫃」的藝人名人如黃耀明、何韻詩和趙式芝,以及親同議員陳志全和何秀蘭。我相信我們仍然可以理性地拒絕它的意識形態(參我在第八章對周一嶽的批評),但這課題卻是不能迴避的。讀者不必認同我的觀點,但希望本書最少能刺激你對同運有更深入的思考。過往我就同性戀課題已出版了一些著作,[3] 也曾論到相關議題(如人權),[4] 但本書大部分內容都與已出版的材料沒有重複,可說是我對同運和變性人婚姻更全面和最新的回應除了同性戀是否先天、同性戀生活方式有何影響和同性戀的道德判斷等基本問題外(參首四章),我還會對最熱門的同運議題,如性傾向歧視法、同性「婚姻」和同性撫養等作出深入分析。並就一些最新事件(如國際基督教學校ICS受同運攻擊事件)作出評論(第五章)。

    在此,有一點要稍為解釋。本書會經常以大馬同運的代表人物歐陽文風為對話對象,為何如此呢?歐陽文風是馬來西亞人,聽說他現居於美國,正在念神學博士。他是一位牧師,同時亦是同運活躍分子,他不單經常在報章寫專欄,也積極著書立說(包括在香港),傳揚同運的意識形態。我與歐陽文風的討論始於2012年7月,因為他6月來到香港發表推廣同運的文告,以牧師身分對基督教傳統猛烈攻擊。[5] 當時我也對他所寫的作出回應,之後也再回應了他的一些回應。2012年10月,我到吉隆坡主領一些與同性戀有關的講座,在準備講義前也拜讀了歐陽文風的一些大作。我發現他的觀點反映出很典型的同運意識形態,雖然出發點有可取之處,但若深入思考,會發覺其理據不單相當薄弱,而且有相當激進的涵義,對社會可能有深遠且負面的影響。筆者認為社會須要聽到對同運提出異議的聲音,所以撰寫本書,對歐陽文風代表的同運觀點表示有商榷之處。[6]

    我會堅持理性、和平、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不會隨意謾罵,更不會進行人身攻擊。歐陽文風說過:「最令我苦惱的是傳統教會的基督徒……拒絕與同志對話……所謂的打筆戰,也無視同志提出的觀點……我們努力嘗試回應他們所提出的每一觀點,認真回答,並提出我們的論點與論證,但許多反同的可以視若無睹,只是一再重複立場,沒有對話只是獨白……可悲連牧師也是一樣,神學院的講師許多噤若寒蟬……令人遺憾。」[7]

    我很欣賞歐陽文風的做法,就是「努力嘗試回應對手提出的每一觀點,認真回答」,我在本書只是效法他佳美的榜樣。他既然認為傳統教會的基督徒拒絕與同志對話,令人遺憾和苦惱,作為弟兄,我只是略盡綿力成全他的願望,使他不再那麼遺憾和苦惱(當然我不能承諾無止境地「對話」下去,因為始終世務纏身,時間和精力都有限制,只能盡力而為)。有趣的是,他投訴對手「無視同志提出的觀點……只是一再重複立場,沒有對話只是獨白」,然而這指控部分似乎也適用於歐陽文風自身上,因為在上一次爭論中,我提出的不少觀點,他也沒有真正回應,卻是不斷老調重彈,如他所說的「不傷害論證」。

無論如何,本書的目的主要不是要批評某個個人,而是透過辯論,讓社會人士對同運和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有更多認識,並作批判性的反思。我要強調,本書中主要使用的並非宗教理據,而是公共理由,是大多數人都可以認同的。[8]

關啟文

 

內文選讀

2003年8月,香港的彩虹行動曾衝入天主教聖堂抗爭,要求同性「婚姻」,但一群同性戀者在網上聯署《致彩虹行動》:「我們反對異性戀文化霸權的婚姻制度,所以不認同彩虹行動對同志婚姻的訴求;……我們喜歡同性戀文化中開放自由的情慾與親密關係。」「開放自由」即是說不要固定和一對一的關係。

此外,一些同運領袖爭取同性「婚姻」的目的,就是要從裡面摧毀婚姻制度,如Michelangelo Signorile寫道,同性戀者應「……努力爭取同性『婚姻』的權利和有關福利。一旦成功,便去重新界定整個婚姻制度……〔我們要〕揭穿婚姻的假面具,進而改變古代殘留下來的婚姻制度。……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所能採取最顛覆(且或許令整個社會受惠)的行動,就是根本地轉化『家庭』的概念。」[9] 美國同運活躍分子蘇利曼(Andrew Sullivan)寫道,同性「婚姻」一旦合法化,異性戀者將須「明白兩個男人之間較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更需要有婚外情」。他指出:「真相是,同性戀者並不是全然正常的,硬要把他們多姿多彩和錯綜複雜的生活方式扭轉過來,套入單一、道德主義的模式,就是罔顧他們的另類生活方式的本質和歡愉。」[10]

問題是:有些同性戀者接受「一對一、固定性關係」的模式,但主流同運中有不少人擁抱性解放哲學,例如香港同運領袖小曹(曹文傑)就提倡性與愛徹底分家的「開放關係」。[11] 他矛頭直指「把愛情建立在性佔有與性排他的愛情觀念」,反對「視性愛一體」。他認為「我們可以愛得不一樣」,而「性應該跟愛、生育,以及其他一切被視為美好的人類價值徹底切割。性就是為了愉悅,並且僅此而已。」當然,按照這邏輯,性完全不須要顧及「意義」或「關係」,也不用受「倫常」規限,只要性愛產生歡愉,哪管性伴侶是孩童、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父母或兄弟姊妹,甚或動植物,只要有歡愉就是很美好的性愛!香港同運團體女同學社出版了一份〈通色‧通性──性傾向及性別身份認同〉的通識教材,主力執筆的就是小曹。[12] 他這樣定義「性小眾」:「性小眾……可以是同性戀者、跨代戀者(可以是戀老、孌童、戀青少年)、性工作者、嫖客、有婚外情的人、用情不專的人、色情工業從業員、皮繩愉虐愛好者(BDSM,俗稱性虐待〔SM〕……以及家人戀〔一般稱為亂倫〕等。」[13],他似乎也認為以上的性小眾都沒有問題。當然,明白了小曹對性的理解,對他以上性解放的立場也不足為奇了。也有一些同運人士口說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如蘇利曼。

    你想接納同性戀者,並認為因此也必定要接納他們的身分認同(生活方式),但同性戀者當中的生活方式也大有差異,有些是與傳統性道德相去甚遠的,甚或大多數社會人士都難以接納,我們都要全盤接納嗎?不是順得哥情失嫂意嗎?使問題更形複雜的是,有部分後同性戀者(post-gay)的身分認同根本不是同運那套,[14] 他們承認自己有同性性吸引(SSA: same-sex attraction),但否認這是他們基本的身分認同──要成為上帝所愛的聖潔兒女才是他們認同的身分,所以他們不會進行同性性行為,也會在成長的過程中儘量不讓同性性吸引控制他們,當然掙扎甚或失敗的經驗是不可免的,但他們不會因此認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就是要實行同性性行為的同性戀者。現在主流同運對這群後同性戀者是百般打壓,甚至千方百計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存在(參本書附錄三)。歐陽文風也是如此(參第二章),這又是否「無條件的接納」呢?

    看來我們不得不下這結論:接納一個個體是一回事,對他生活方式的道德評價是另一回事,把兩者混為一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會產生極大問題。所以福音派教會對同性戀的立場是沒有矛盾的,「愛罪人但不喜愛罪」仍然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做法(第十一章有進一步的討論)。

 

同性戀者 = 弱勢社群?

    同運的一個主要論據是:因為同性戀者是受壓迫的弱勢群體,所以他們的訴求就是合理和應該支持的,我們應立法保障他們的「權利」。批評他們的訴求也等於傷害弱勢社群,這可是現代社會的大罪。歐陽文風說:「同志運動,就如所有的人權運動一樣,都是對壓迫的起義,是一種對欺壓的反抗姿態」(《同教》,頁145),所以「同志運動必須與其他弱勢團體的運動結盟」(《酷兒》,頁119)。

    現代社會中,一個群體若被認定為弱勢社群,往往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和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問題是如何界定「弱勢社群」。不是誰都算得上是弱勢群體的,若說數目少就是,那高官富豪也是少數,難道他們也是弱勢群體?若說在道德上受非議就是,那強姦犯、亂倫者和濫交者也會成為「弱勢群體」(濫交者可能很快不再是)。因此,同性戀行為的確非社會主流,在道德上也受某些人非議,但不能就此推論出他們是應受特別保護的弱勢社群。特別要注意,若因一種行為被社會道德排斥,那就自動認定那類人是應被平反的「弱勢群體」,那就會產生一種道德虛無主義。

    我認為「弱勢群體」的精義是指一種少數群體,界定他們的方法至少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他們長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他們在社會的地位很低、影響力很弱,所以難以單憑己力和公民社會的助力爭取應得的權益,因此,政府應積極幫助他們。量度的標準應以經濟和政治力量為主。按這種理解,同性戀者並不一定是弱勢群體,特別在西方。因為一些調查顯示,同性戀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西方其實高於一般人,如根據美國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的調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為55,430美元,而一般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32,144美元。同志中有大學學位的比例較一般人高三倍(59.6%:18%),他們有專業資格或任職管理階層的比例較一般人亦高三倍(49%:15.9%)。

    而按照兩位學者對英國近期勞動人口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 2006-2012)的分析,「女同性戀者的收入比已婚或未婚的女異性戀者都高不少」,而且女同性戀者的平均教育水平亦較女異性戀者高,在女同性戀伴侶中,有40%擁有大專或更高的學位,而女異性戀者的相應比例只是30%。兩位學者也指出在美國不少的研究亦得出相似的結果。[15] 不同的調查結果不完全一致,但整體而言,並無太多證據顯示同性戀者的經濟地位比一般市民為低。

    事實上,同性戀者的消費能力頗高,一些國家就看準這點積極吸引同性戀旅客。「活躍的同志社群大部分屬高收入社群,沒有家庭子女負擔,屬高消費一族,杜聰(他是同運分子)相信,要是香港舉辦一個精彩的嘉年華,引來海外同志參與,這群屬DINK(Double Income No Kid)一族的遊客,雙薪無孩,定必刺激香港旅遊經濟。」[16] 而且同性戀者在西方傳媒和政治也有很大影響力,亞洲社會的發展趨勢也是如此。亞洲社會愈來愈接納同性戀,「進步」速度相當驚人。而且對比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出現極端排斥同性戀者的文化。

    同運也很少提供關於「歧視」具體的數據,甚至有時承認問題不算嚴重,例如「據黎頌強及其他同志社區領袖指出,在香港,基於性傾向的就業歧視情況不算嚴重」。[17] 從這些具體的標準看,同性戀者並不一定是弱勢群體。事實上「受壓迫」的說法也許是誇大了。歐陽文風也承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不像美國社會,這兩國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殺害同志的血腥與暴力新聞,我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是同志而被殺害。」(《酷兒》,頁67)

 

慎防「弱勢群體凡是主義」

    縱使同性戀者是弱勢群體,並值得同情,但他們的訴求不一定合理,特別當他們的一些訴求會影響整體社會時,我們要慎重和批判地思考,而且每個公民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然而過往十多年我留意西方有關同性戀議題的討論,和觀察香港這方面的爭論趨勢,發現主流媒體和文化人往往對同運的觀點照單全收,而對反對同運的聲音愈來愈忽略,甚或乾脆不提,儼然他們連發言的權利也沒有。為何媒體,甚或不少文化「精英」有如此偏頗的立場呢?我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認定同性戀社群就是弱勢群體,而且他們不知不覺間接受了一種「弱勢群體凡是主義」或「弱勢群體至上主義」。

    對比過往中國領導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毛澤東視作不會犯錯的領導),「弱勢群體凡是主義」可定義為兩個主張:凡是弱勢群體所做的都不可批評,凡是弱勢群體提倡的都是正確。扶助弱勢社群是美事,但對那些受現代精神洗禮的文化人和傳媒精英而言,弱勢群體頭上儼然有一個光環,而反對弱勢群體的人士則毫無疑問是惡棍。因此,無論弱勢群體的理據如何牽強,他們最終都必然有理,而反對弱勢群體的人縱使滔滔雄辯,所說的也必然是歪理!如上面分析顯示,在許許多多的例子中,我們都須要區分對人的尊重和對他行為的評價,但一旦牽涉到同性戀者,這原則就無緣無故失效,而支持同運者提出這點時竟然可以一派理直氣壯的模樣!是否有點欠缺批判性和一致性的思考呢?

    在香港,只是在同運聲音之外加一些持平的討論就會被視作打壓「弱勢群體」,但剝奪市民聆聽不認同同運的聲音,則會被說是「主持公道」。只要對「弱勢群體」有絲毫不敬(更遑論批評),就犯了性傾向歧視的天條,頓成「過街老鼠」,卻可隨意謾罵和標籤反對同運的市民為偏見、恐同、歧視、胡言亂語。在不少同性戀爭議中,雖然支持和反對陣營同樣發動一人一信到政府,但支持弱勢群體的就是「真民意」,反對弱勢群體的則是「假民意」。維護弱勢群體的權利就是人權,但扼殺反對弱勢群體的人的權利則沒有問題,且是「公義」的彰顯。難道說:或許所有人都平等,但弱勢群體應比反對他們的人更平等?在多元社會中,不可以不尊重弱勢群體的價值觀,但反對弱勢群體的價值觀則可以任意踐踏嗎?

    執筆至此,我有一個疑問:那些「弱勢群體」既是媒體、文化精英、人權組織和尊貴議員的寵兒,又得國際大趨勢之助,而媒體更可理直氣壯地把反對他們的聲音邊緣化,那麼究竟他們的「勢」「弱」在哪裡呢?另一個問題:如何申請到弱勢群體的牌照呢?我們前面已提到「同性戀者」和「同運」的分別,前者可能是少數,但後者包括同性戀者以及所有支持同運訴求的人士,例如主流傳媒、文化人、法律界和知識分子等等,這些人的勢力絕對不算得弱小吧!

    讓我重申:我們應該關心弱勢群體,但應小心界定誰是「弱勢群體」。扶助弱勢群體的行動也不能違反真理、公平的原則,更不能把弱勢群體變成新的特權階級,和漠視不認同弱勢群體的市民的權利。例如把「表達反對意見」等同「傷害弱勢群體」,這樣理解「傷害」就不太合理,對言論自由也有深遠影響。難道社會團體批評政府領導人就是在傷害他們嗎?難道弱勢群體的所有訴求都不容批評、不許反對嗎?當然不是!除非我們假設了「弱勢群體」是不會犯錯的。特別在西方,當同運節節勝利時,更出現了同性戀霸權的情況,導致不認同同性戀的人(可稱為同性戀異見分子)受壓迫,這可稱為逆向歧視(參第五章)。或許那些公開反對同運的人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那麼我們又應否立法保障他們的權利呢?

    本章先提出求同存異的態度開展與同運的對話,一方面肯定大家共同之處,另一方面也澄清一些人對反對同運者的誤解。下面各章會有系統地檢視同運的各樣主張。(頁7-13)

 

作者簡介

關啟文博士

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系,後取得蘇格蘭鴨巴甸大學道學學士及牛津大學的神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曾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訓練部主任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講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系主任、公共事務倫理學文學碩士課程系主任,以及明光社董事、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關博士積極維護基督教世界觀的可信性,曾多次主領護教講座,參與在公眾領域的辯論,經常在報章和論壇表達意見。他關心社會,從信仰角度對社會及倫理議題提出意見。



[1] 在華人社會中,同運在台灣最為蓬勃,在香港也甚有影響力,在中國大陸和大馬則是起步階段。此外,同運在印度也開始萌芽,參Marta Franco, "Out & Proud in Rainbow India," Newsweek, December 3, 2012, pp. 48-51。

[2] LGBT分別代表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和跨性別(Transgender)。

[3] 關啟文:《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香港:宣道,2005);關啟文、戴耀庭、康貴華等:《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香港:天地,2005)。

[4] 關啟文:《基督教倫理與自由世俗社會》(香港:天道,2007);關啟文:〈人權的基礎是經驗嗎?──評德蕭維奇(Alan Dershowitz)的人權論〉,《哲學與文化》第422期(第三十六卷第七期,2009年7月),頁31-57;關啟文:〈人權的轉化:基督教自由社群的觀點〉,《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51期(2011年7月),頁153-182;關啟文:〈現代社會可以訴諸宗教理由嗎?──再思公共理性〉,關啟文、蔡志森編:《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爭論──道德、政治與「宗教右派」》第12章(香港:天道,2012)。

[5]  2012年6月24日,二十二位來自港、日、韓、美等八個國家地區的牧師,在香港發表《與同性戀者同行的牧師聯署文告》,由歐陽文風執筆,主旨是:同性戀既不是罪,道德上也沒有問題。

[6] 本書有部分內容與本人另一本在馬來西亞出版的書籍相同。關啟文:《攣直是非──與歐陽文風談同性戀》(吉隆坡:文橋,2013)。然而本書有不少全新的章節,每一章都有修改和更新。

[7]  歐陽文風:〈不是謬誤,是你誤讀──回應關啟文的《同運論述的常見謬誤》〉,《時代論壇》,2012年7月7日。

[8] 劉桂標博士對我有嚴厲指控,說:「在同志平權問題上,他們已被宗教狂熱的心魔完全蒙蔽,還有良心可言嗎?」劉桂標:〈宗教狂熱心魔搬走了他們的良知──駁斥蔡志森與關啟文〉,2014年1月2日。載於香港人文學會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otes/hk-sh/劉桂標宗教狂熱心魔搬走了他們的良知駁斥蔡志森與關啟文/577784015635890。面對這種人身攻擊,我只想簡單說:本書的基本理據都是理性的,在下任何結論前,我也會冷靜考慮正反論據,也不會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請讀者細讀本書,再自行判斷我所言的是否屬實。我認為只要願意真正聆聽,就看到反映出來的既非「狂熱」,也非對「宗教」的執迷。很可惜,我發現很多批判我的人,從來沒有認真閱讀我的論據,有時甚至會誤解或扭曲我的立場。再者,我是真誠相信我所提倡的是合乎正義的,縱使我的論據有偏差,又如何能說我在埋沒良知呢?

[9] 《Out!》雜誌,1994年12月/1月號。

[10] Andrew Sullivan, Virtually Normal(London: Picador, 1996), pp. 202-203.

[11] 小曹:〈愛得不一樣,可以嗎?〉,《明報》,2014年6月15日。

[13] 聽到這段話,很多人即時反應是:「但是,用情不專的人可能不是性小眾,而是性大眾!」

[14] 本書中我會同時採納前同性戀者(ex-gay)和後同性戀者(post-gay)的說法,不同提法有些微不同的理念,但這裡不用深究,兩者大概都是指一些曾經歷同性戀傾向有一定甚或重大改變的人。

[15] Chi Man Yip & Raymond Sin-Kwok Wong, "Les is More: Evidence from the UK Civil Partnership," December 30, 201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6] 〈同志破障上街〉,《明報》,2003年2月27日。

[17] 《尊重不同性傾向人士教材套》,由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和基恩之家製作,民政事務處贊助,1999,頁28。